煙、酒、席面飯菜、份子錢等都有明確規(guī)定，陜西省富縣安子頭村和武功縣武功鎮(zhèn)聶村，因為聚焦高價彩禮、大操大辦等問題，移風易俗成立了紅白理事會，切實為村民減負，被評為全國村級“文明鄉(xiāng)風建設”典型案例。

日前，華商報記者走訪了這兩個村子，了解紅白理事會的運行細則，以及如何推行、效果如何的相關故事。

武功縣武功鎮(zhèn)聶村

30多年前辦場葬禮得花四五萬，避免鋪張浪費勢在必行

聶村1990年10月成立了紅白理事會，在這之前，辦喪事要搭戲臺、演歌舞、請?zhí)栮?，一場葬禮要花4-5萬元。

“4-5萬元對于上世紀90年代的村民來說，負擔過重。但不辦得體面，又覺得丟面子，于是，村子里甚至出現(xiàn)了借錢辦喪事的情況。”聶村村支書崔義鋒回憶。

為了避免攀比之風盛行，時任聶村文書的崔義鋒提出了“厚養(yǎng)薄葬”的方案，他認為，生前的贍養(yǎng)和情感聯(lián)系，遠比逝后的排場重要。

之后，聶村將紅白喜事的開銷列入村規(guī)民約：嚴格執(zhí)行“一三四八”原則，即有一個組織——致喪委員會，由紅白理事會負責;有三嚴禁，嚴禁唱戲、嚴禁歌舞，嚴禁管樂;有四不超，香煙每盒不超過10元，酒每瓶不超過50元，宴席每桌不得超過200元，樂人不超過4人;有八名送行抬喪的人員，打破了傳統(tǒng)的六到八十人的抬喪隊伍。

“1990年剛開始施行這個原則的時候，許多村民不能理解，他們說，‘我花的是自己的錢，你憑什么管我’。但是規(guī)定一旦開始執(zhí)行，就不能有人破壞，所以就需要村委會的干部親自上門，給村民做思想工作。”崔義鋒說，“一三四八”原則剛施行不久，有戶人家要為父親大辦葬禮，“我去家里勸到了晚上12點，最終達成了協(xié)議，把搭好的戲臺和請來的唱戲班子都退掉了。”

如今白事很簡單，有時只有一個花圈一場追悼會

30多年間，聶村的村規(guī)民約也在與時俱進。崔義鋒介紹，因為物價上漲，宴席的標準從不超過200元，漲至不超過300元。同時，所有要辦紅白喜事的家庭，都要先向紅白理事會報備，由紅白理事會根據(jù)清單列項，不能超出預算。“村里紅白喜事的主持人都是我，上門為大家免費主持，讓他們想花這筆錢都花不掉。”崔義鋒調侃道。

崔義鋒說：“現(xiàn)在的白事都辦得很簡單，有時候只有一個花圈，村里再為逝者開一場追悼會就結束了。村民們從最開始的不理解，已經變成現(xiàn)在的習以為常了。”

不僅如此，聶村的婚俗也在朝著簡辦的方向前進。崔義鋒說，近幾年，村里嫁女的彩禮錢已經減少了數(shù)萬元，村委會正在努力引導村民適應新時代婚俗。

村民：如果為了面子在婚禮上鋪張浪費，對兩人之后的小日子沒啥好處

雞塊、帶魚、條子肉、豆角、皮凍、扁豆、花生米……8涼8熱的家常菜組成了一桌婚宴酒席，滿打滿算一桌菜一共花費近300元?；槎Y的車隊，也全是從朋友處借來的。聶村村民崔保印一直贊成村里紅白理事會的規(guī)定。

崔保印不久前在村里給29歲的孫子辦了婚禮，“孫媳婦是同村的姑娘?；槎Y來的都是關系比較近的親戚，還有附近的鄰居，不到60個人。”酒席、煙、酒、現(xiàn)場布置等，按照村里紅白理事會的規(guī)定，崔保印說這場婚禮一共花了四五千元。

而崔保印給孫媳婦的彩禮錢，在全村范圍內也不算多，一共不到8萬塊。結婚貴在兩情相悅，崔保印極力反對鋪張浪費。“同村有的人娶媳婦，給了十二三萬元的彩禮。我覺得近幾年農村的天價彩禮，是受到了部分電視劇和網絡中錯誤價值觀的影響，大家出現(xiàn)了攀比心理，這是種陋習。所以，我提前就和孩子說得很清楚，兩個人結了婚，就從兩家變成了一家，兩家人的家境也不寬裕，如果為了面子在婚禮上鋪張浪費，對兩人之后的小日子沒啥好處。”

至于份子錢，崔保印說，孫子的婚禮上平均每個人給了50元份子錢。“大家家里是什么情況都非常清楚，前幾年還有隨1元、2元的。周圍村辦事，尤其是白事，常常大辦好幾天，遠近的親戚都要來，勞民傷財，只有我們村辦事從來不鋪張浪費，很多外村人都很羨慕。”

推行標準用了八九年，才讓村民形成習慣

崔海泉是前屆聶村村主任，他母親去世時已是97歲高齡。“我侄子在外地工作，2016年8月份，母親過世的時候，他主張給老人唱大戲。但是我堅持一定要遵守紅白理事會的章程，不能搞任何特權，于是我就勸他別鋪張浪費，最后勸住了，原計劃要花費4萬元的葬禮，最后花了一萬元。”崔海泉說。

崔海泉回憶，村里最開始成立紅白理事會的時候，的確有很多人不適應，最開始兩三年的推進情況不容樂觀，好在村干部一直堅持走進家門宣教，直到八九年之后，村民才終于習慣了這項規(guī)定。

“就是要厚養(yǎng)薄葬，而且要一視同仁。當時我勸侄子的時候就告訴他，執(zhí)行了這么多年的規(guī)定，如果突然被打破，那紅白理事會存在的意義也就消失了。我們村執(zhí)行了32年，現(xiàn)在周圍村子的人都羨慕我們村，能把這個規(guī)定延續(xù)下來。”崔海泉說。

富縣安子頭村

對份子錢提出要求

每人不超過100元

不同于聶村的“一三四八”原則，富縣安子頭村施行的是“28123”模式，其中明確對份子錢提出了要求：每桌酒席用煙不超過20元/盒，酒不超過80元/瓶，村民隨禮不超過100元，酒席數(shù)量不超過20桌，每桌席面飯菜不超過300元。

吉子現(xiàn)便民服務中心黨委下轄10個村黨支部，安子頭村就是其中之一，安子頭村的紅白理事會成立于2019年1月，17名村民組成的紅白理事會成員，讓這個模式扎根在安子頭村。

記者了解到，安子頭村的村民最開始也不適應。孫小宏是理事會制定標準后第一個過事待客的人，2019年是他母親去世三周年，孫小宏已經花了幾萬元訂好了煙酒。理事會工作人員勸他時，他并沒有立刻同意，村干部不斷勸說，孫小宏最終還是被說服了。如今在安子頭村，每當有村民家過紅白事，理事會都會把紅白理事會的章程牌匾放在主家院內，不僅主家能看到，親戚朋友也能看到。原來的多頓酒席，也逐步改為一頓，“既做到了熱鬧，又做到了節(jié)儉。”吉子現(xiàn)黨委書記安育龍說。不僅如此，安子頭村還提倡不收彩禮(聘禮)，不收上車禮、下車錢，反對借婚姻索取高價彩禮等財物。

迄今為止，安子頭村已舉行的54場婚喪嫁娶全部遵照紅白理事會的章程操辦，每桌節(jié)約500到700元，平均每場紅白喜事節(jié)約9000元。

看看其他人怎么說

對于上述紅白理事會的做法，市民是怎么看的呢?華商報記者隨機采訪了兩位剛剛舉行婚禮的市民。

比起排場和面子

更看重丈夫的心意

1997年出生于內蒙古的胡敏，今年5月2日和丈夫登記結婚，婚禮在丈夫老家西安市周至縣舉辦。

“婚禮來了近200個人，主要是我老公村里的鄰居，份子錢大概收了4萬元。置辦婚禮酒席、裝飾婚房、購買水果干貨、請化妝師，林林總總花了近7萬元。”胡敏說，“加上婚禮現(xiàn)場的賓客和不能到場的朋友，隨的份子錢和辦婚禮的花銷基本持平。”

和家鄉(xiāng)內蒙古的份子錢相比，胡敏說，周至縣每人平均200元的數(shù)額很低。“老公家里的不少鄰居，都是隨幾十元，關系很好的隨100、200元，非常親近的才會上500元。”

比起面子和排場，胡敏更看重丈夫的心意。“我們在一起5年了，我更看重他對我的小細節(jié)。沒了鋪張浪費的婚禮，這些錢都能花在新人身上，之后的生活質量也會提高，所以我不覺得‘紅白理事會’的規(guī)定是寒酸。”胡敏說。

親戚朋友來捧場最重要

情誼不能用錢來衡量

小常今年25歲，今年9月9日和丈夫在咸陽市三原縣完婚。“一桌飯大概350元，白酒130元一瓶，煙15元一盒。出席婚禮的基本是關系近的親朋好友，份子錢最低300元，最高1000元。”小常說。

小常說，能感覺到近幾年的份子錢高了一些，“我覺得‘紅白理事會’的模式是件好事。紅白事貴在親朋好友在現(xiàn)場，不能簡單用錢來衡量。就算是一桌飯菜花了上千元，結果沒人來，最后也是浪費。”

專家看法

攀比之風歪曲民俗本意

“隨份子要根據(jù)實際能力來，超過能力的錢數(shù)就是虛榮心作祟，不但助長了攀比之風，之后還可能因為‘來’和‘往’的錢數(shù)不一致而引發(fā)矛盾，歪曲了傳達祝福本意，破壞了禮尚往來的民俗習慣。因此，我贊成‘紅白理事會’在全國范圍內推廣。”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、社會熱點專家王曉勇博士說。他同時認為，村屬于基層管理組織，在執(zhí)行該規(guī)定的時候，不能越界，也不應強制，應該和當事人進行溝通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宣教眾人。

他山之石

多地已推廣

不局限于農村和紅白喜事

近年來，紅白理事會的模式已在福州、銀川、安徽、內蒙古等多地推廣。

2017年，福州市高新區(qū)南嶼鎮(zhèn)南井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，推進移風易俗改革。同年，銀川市西夏區(qū)德林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，借助村級活動和村民微信群，向村民宣傳移風易俗知識，引導村民自覺抵制高價彩禮，反對鋪張浪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紅白理事會的腳步已經走出農村，涉及的事務范圍也有所拓寬。2019年4月，安徽合肥蜀山區(qū)首個紅白理事會成立，其職責包括幫助居民辦理婚喪嫁娶、喬遷升學等相關事項。針對金榜題名但家庭經濟困難的家庭，紅白理事會還會開展助學活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