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18日，北京宣布實行京津冀健康碼互認，“未見異常”狀態(tài)可在京津冀地區(qū)通行。

兩日后，北京再發(fā)疫情防控新政。在津冀地區(qū)連續(xù)住滿14天的來京人員，以及北京市往返津冀人員，不再實行居家觀察。

回家、出差、會友……新政發(fā)布為三地民眾帶來巨大便利。

乘車、進小區(qū)都查些啥?車上的人多不多?往返后健康碼是否“變色”?來聽聽他們怎么說——

“又可以恢復

每周回家的節(jié)奏了!”

>

路線：北京—天津紅橋—北京

>

方式：火車

上周六清晨，天還沒有大亮，宋女士就起床去往北京南站，坐上了回天津的城際列車。早上七點多到達天津家中時，4歲半的女兒剛醒，睡眼惺忪看了她半天，才歡快地意識到媽媽回來了!

宋女士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天津人，平時租住在海淀區(qū)，女兒則留在天津家中由母親幫忙照顧，她每到周末才能與女兒團聚。而自從2月初回到北京，考慮到不能因為隔離政策影響工作，宋女士便再也沒有回過天津，已經(jīng)超過兩個半月未見到孩子了。

得知京津冀健康碼互認的消息后，歸心似箭的宋女士立刻買了上周六一大早的票。她回憶，進站時非常輕松，只有測量體溫，掃描二維碼確認健康狀態(tài)兩個步驟。車廂里乘客也僅有個位數(shù)，“但這趟車以前我沒坐過，不確定是因為疫情導致人少，還是車次太早的緣故。”

進入自家所在的天津紅橋區(qū)某居民小區(qū)，則更是便利簡單，只需要測量體溫，既不用掃碼也無需出入證。“以前都還有，因為天津疫情狀況早就很明朗了，大約一個月前撤掉的。”宋女士表示，現(xiàn)在除了快遞仍在小區(qū)外分發(fā)，其余無論是否是本小區(qū)住戶，只要體溫沒問題都可以自由出入。

由于周日還有工作的事要忙，宋女士周六當晚就返回了北京。她乘坐的是從大連開往北京的G388，天津只是過路站。這趟車?？吭谔旖蛭鳎嗉依锖芙瑫r間又合適，以往她也經(jīng)常乘坐，這回對比之下明顯覺得人少了。“我在4車廂，進站時駛過的8、7、6、5四節(jié)車廂幾乎都是空的，只看到了一位乘客。”

回到北京租住的小區(qū)，宋女士順利使用出入證進入，進屋查看健康碼也并沒有變色。這讓她徹底放心了，“以后就可以恢復每周回家的節(jié)奏了!”

“外地口音也主動詢問

是否需要幫助”

>

路線：河北滄州—北京—河北滄州

>

方式：火車

在得知京津冀健康碼互認，三地可“一碼通行”后，滄州的閆先生趕緊籌備著來了趟北京。作為一位收藏商人，以往他幾乎每周都要來北京趕大柳樹的夜市、潘家園的集市。

“今年各地封閉，我們都憋了好久啦!雖然生意可以用快遞做，但一些貴重物品不敢郵寄，還是得跟買家賣家見面談。”閆先生告訴記者，在滄州購買火車票后，進站需出示當?shù)亟】荡a、測量體溫后方可上車。

“這趟車我每年坐幾十次，很少見到車廂這么空的時候。”出北京火車站時，沒有任何特殊手續(xù)。在北京各處活動也不會被檢查健康碼，只是在進入餐館和超市時會被測量體溫。

但閆先生此來北京，是為了拜訪買家賣家朋友，進入小區(qū)時則被要求掃描二維碼，出示本人的健康綠碼。“其實就是要求沒有體溫異常記錄，以及在14天內(nèi)沒有出京津冀范圍的記錄，住酒店也是類似的手續(xù)。”

在北京短暫停留兩天后，閆先生返回了滄州老家。離京乘坐火車的手續(xù)同樣是上車前查“綠碼”并測量體溫，到達滄州后出站則不必測量，直到進入自家小區(qū)時再被測量一次。

別看每年往返京冀幾十次，此次疫情期間來京，給閆先生的觸動很大。幾次面對檢查“綠碼”時，他怕站近了讓對方有所戒備，會保持一定距離舉起手機，但工作人員都會熱情走近查看。“感覺十分客氣有禮，見我是外地口音，還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助，并不因來了陌生人而躲避。”

“公路檢查站

出示身份證即可通過”

>

路線：北京—天津武清—北京

>

方式：自駕

在北京工作的沈先生，于4月21日至22日，駕車前往天津市武清區(qū)拜訪了朋友。“之前說離京再回來就要隔離14天，怕耽誤工作，就沒敢動彈。”

行程期間，沈先生歷經(jīng)了數(shù)次檢查——在公路檢查站出示個人身份證，即可直接通過，回京后他的健康碼仍顯示綠色。“整個過程非常順暢，京津冀三地互認健康碼，給出行提供了很大便利。”

不過沈先生提及，他的父親于四月初回到江蘇省探親，本已順利通過各項檢測，自行在家隔離。期滿后一次走出小區(qū)時，父親的“蘇康碼”突然變成了紅色。老人和工作人員仔細查看，得知是因為北京市朝陽區(qū)出現(xiàn)個別感染者，因此曾在朝陽區(qū)居住的父親“綠碼”轉(zhuǎn)紅。

經(jīng)與當?shù)胤酪呷藛T溝通，對方對情況表示了理解，但紅碼一直陪伴在沈先生的父親身邊，讓老人出行受到不少限制。“看得出社會對疫情的重視。不過在具體做法和衡量標準上，我覺得還是有些延遲。”